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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为何有的国家能跨越贫困陷阱，创造持续繁荣？为何有的文明曾盛极一时，最终却盛景不再？达龙·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给出了振聋发聩的答案：“国家的成功与失败，根源在于制度的差异。”
当我们拨开技术革新、资源禀赋的表象，会发现制度才是驱动文明演进的“第一生产力”。它如同精密的齿轮组，让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高效运转；又似肥沃的土壤，孕育出创新与进步的参天大树。
纵观人类文明史，国家的兴衰更迭背后，无不隐藏着一条相同的逻辑：制度的选择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制度构筑文明的底层逻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并非仅靠秦军的锐士坚甲，更依赖一套前所未有的制度体系。在此之前，分封制下的诸侯各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劳动者被束缚于贵族领地，生产效率低下，国家动员能力分散。商鞅变法带来的制度革命，彻底打破了这种僵局：“军功爵制”以战功定爵位，取代了“世卿世禄”的血缘特权，让“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郡县制”将地方治理权收归中央，实现了政令统一；“统一度量衡”则为跨区域贸易与税收提供了标准，激活了商品流通。这套制度如同精密的机器，将个体的生存需求与国家的发展目标牢牢绑定，使秦国在短短百年间从西部弱国崛起为一统天下的帝国。正如史学家钱穆所言：“秦之富强，不在其兵甲之利，而在其制度之新。”
展开剩余87%秦制的兴衰，更凸显了制度的动态属性。秦朝统一后，未能及时将战时“攫取性制度”转向和平时期的“包容性制度”，反而以严刑峻法压制社会活力，最终导致“天下苦秦久矣”。这一教训印证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核心观点：“攫取性制度或许能带来短期繁荣，但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支撑长期发展。”
与秦的命运形成对照的，是近代英国的制度转型。17世纪的光荣革命，以不流血的方式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议会主权取代了王权专制，“王在法下”的原则得以确立。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变革催生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体系。1624年《垄断法案》的颁布，首次以法律形式保护专利，禁止王室随意授予垄断权，为发明者提供了稳定的预期。
当制度保障了创新者的收益，技术突破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后，凭借专利获得了丰厚回报，这激励着更多人投身发明创造；纺织业的飞梭、焦炭炼铁技术的革新，都在制度的庇护下转化为生产力。到18世纪末，英国的棉纺织产量增长了40倍，钢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其背后正是制度搭建的市场框架。没有产权保护，商人不敢扩大生产；没有契约自由，跨区域贸易无从谈起。制度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工业革命的巨大能量，让英国从一个岛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
秦与英国的案例清晰地表明：制度并非简单的规则集合，而是定义社会运行逻辑的“元代码”。好的制度能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让资源流向最高效的领域；坏的制度则会制造特权壁垒，让社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历史的回响告诉我们，文明的进阶从来不是偶然，而是制度选择的必然结果。
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降落伞的合格率一度停留在99.9%。这意味着每一千次跳伞，就有一名士兵可能因降落伞质量问题丧生。无论军方如何施压，生产商都坚持这已是极限。
直到军方改变检查制度，每次交货前从降落伞中随机挑出几个，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奇迹出现了，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100%。
同样的人，同样的技术，仅仅因为制度的改变，结果就有了天壤之别。
制度如何点燃突破的火种如果说英国的制度革命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美国的制度设计则构建了现代创新生态的模板。1787年美国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体制，通过权力制衡防止了专制对创新的压制；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规定“保障作者和发明人对其作品和发明在限定期间内的专有权利”财富家，将知识产权保护写入国家根本大法。这种制度安排形成了“创新—收益—再创新”的良性循环，让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创新中心。
美国硅谷的崛起，正是制度激活创新潜力的经典案例。很多人将硅谷的成功归功于斯坦福大学的技术优势或风险资本的活跃，但深层原因在于一套“包容失败、鼓励探索”的制度生态。
斯坦福大学1970年设立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TL），开创性地将高校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授予发明人本人，打破了“学术成果无偿使用”的传统，让教授和学生有了将知识转化为财富的动力。截至2020年，OTL已帮助斯坦福衍生出超过1100家企业，创造了数万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美国有破产制度为创新者“兜底”。1978年《破产改革法》简化了企业破产程序，降低了创业失败的成本，使得“失败”不再是职业生涯的污点，而是创新过程中的正常经历。
制度对创新的推动，更体现在对“耐心资本”的引导上。科技创新往往需要长期投入，短期内难以看到回报，没有制度保障，资本便会趋利避害地流向短期投机领域。
美国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将长期资金引入科技创新领域：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修改“审慎人条例”，允许养老基金投资风险投资基金；1978年将长期资本收益的最高边际税率从49%降至28%，大幅提升了长期投资的吸引力。这些制度举措让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耐心资本”成为风险投资的主力，为初创科技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数据显示，1978年至1988年，美国风险投资规模从不足10亿美元增长至50亿美元，催生了苹果、微软等一批科技巨头。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而制度则是保护这一过程的盾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实践，同样印证了制度的核心作用。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的制度创新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为市场活力的释放提供了空间；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让“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成为企业发展的准则，激发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热情；进入21世纪，《专利法》的多次修订、科创板的推出，为科技创新构建了从保护到转化的完整制度链条。
从华为的5G技术突破到比亚迪的新能源转型，中国企业的创新成就，本质上是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结果。熊德义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中指出：“要素投入、科技创新等增长动力，其根源都在于制度变革。”
坏制度如何窒息发展活力与包容性制度带来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攫取性制度制造的发展陷阱。《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记载了拉美国家的悲剧。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后，建立了以掠夺为核心的制度，土地和矿产资源被少数殖民者垄断，原住民沦为奴隶，缺乏基本的权利保障。这种制度设计的唯一目的是为宗主国和本地精英输送利益，而非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尽管拉美国家在独立后摆脱了殖民统治，但这种攫取性制度的惯性却延续下来：大庄园制垄断了农业资源，导致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官僚体系腐败严重，企业需要通过贿赂才能获得经营许可；产权保护缺失，创新者的成果随时可能被剥夺。
阿根廷的兴衰是更为典型的例证。20世纪初，阿根廷凭借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开放的市场，人均GDP一度超过法国、德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但由于制度改革的停滞，攫取性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政府为讨好选民推行高福利政策，却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撑；工会力量过度膨胀，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货币发行缺乏约束，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到20世纪末，阿根廷经济陷入持续动荡，多次爆发债务危机，人均GDP大幅下滑，从“发达国家的宠儿”沦为“发展陷阱的样本”。阿西莫格鲁对此评价道：“阿根廷的失败，不是资源的失败，也不是文化的失败，而是制度的失败。它的制度无法为创新和生产提供激励。”
苏联的解体同样揭示了僵化制度的危害。计划经济体制在初期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实现了工业的快速发展，但长期来看，这种制度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创新激励，导致经济结构僵化。
企业的生产指标由政府下达，而非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重数量、轻质量”成为普遍现象；科研机构与生产企业脱节，大量科技成果无法转化为生产力；个人的收入与贡献脱节，劳动者缺乏工作积极性。
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GDP增长率逐年下滑，民生用品严重短缺，最终在制度的积弊中走向解体。这一历史教训深刻表明：“即使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资源，没有灵活高效的制度，也无法实现持续发展。”
历史上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古代中国在科技和经济上领先世界，近代却落后于西方？答案同样指向制度的变迁。
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关闭了与世界交流的窗口；“重农抑商”的制度导向，压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手工业的发展；科举制度逐渐僵化，以八股文取士，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力。
当西方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制度却在不断固化，最终导致了“现代化的迟滞”。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明朝的衰亡，始于制度的惰性，整个社会缺乏一种突破现状的动力机制。”
坏制度的危害，不仅在于阻碍经济发展，更在于压抑人的潜能。在攫取性制度下，人们的努力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争夺既有的利益；精英阶层的精力不是用于推动改革，而是用于维护特权。这种“零和博弈”的社会生态，会让整个社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正如哲学家哈耶克所言：“坏的制度会让好人作恶，好的制度会让恶人从善。” 制度的选择，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和发展方向。
制度如何适配时代的需求好的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自我进化的能力，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调整自身的形态。英国的制度变革从未停滞：19世纪的议会改革，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参政权利；20世纪的福利制度建设，缓解了贫富差距，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进入21世纪，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英国又通过《数字经济法案》，构建了适应互联网发展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的适应性，让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虽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地位，但依然保持着发达国家的活力。
美国的制度进化同样充满智慧。面对19世纪末垄断资本的泛滥，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打破了洛克菲勒标准石油等企业的垄断，维护了市场竞争；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通过《社会保障法》建立了养老和失业保障制度，通过《证券交易法》规范了金融市场，让制度从“自由放任”转向“适度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后，《多德-弗兰克法案》进一步加强了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这种“问题导向”的制度调整，让美国的制度始终能够应对时代的挑战。
制度进化的核心，在于保持“开放”与“包容”的特质。封闭的制度会陷入自我循环的怪圈，无法吸收外部的先进经验；排他的制度会制造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推进。
新加坡的制度成功，便源于其开放包容的特质：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通过“亲商”的制度设计吸引全球资本，通过“精英治国”的制度选拔优秀人才，通过“多元文化”的制度保障社会和谐。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的制度没有终极形态，每一天都在根据世界的变化进行调整。” 这种开放的制度心态，让新加坡在半个世纪内从发展中国家跃居发达国家行列。
制度进化还需要“勇气”与“智慧”的平衡。改革本质上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遇到阻力。
1980年，深圳蛇口工业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一如今看来寻常的理念，在当时却引发了巨大争议。正是凭借“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勇气，深圳才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同时，制度改革又不能盲目冒进，需要“渐进式”的智慧。中国的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到“现代企业制度”，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每一步都充分考虑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实现了平稳过渡。这种“勇气与智慧”的平衡，是制度成功进化的关键。
制度与个体的共生之道制度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与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生存规则”。好的制度会让个体的努力获得回报，让普通人的梦想有实现的可能；坏的制度则会让个体的价值被忽视，让努力失去意义。英国将澳洲变成殖民地后，决定将罪犯运往澳洲。政府按上船人数支付船主费用，结果罪犯死亡率平均超过10%，最高达37%。政府尝试多种方法改进，包括派官员监督，均无果而终。最后，他们将付款方式调整为根据下船人数付费。 结果立竿见影，罪犯死亡率骤降至1%左右，有些船东还主动在船上配备医生。 另一个经典案例是分粥的故事。七个人每天分一桶粥，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分粥人，结果每周只有一天能吃饱。 后来他们推选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分粥，却导致大家纷纷讨好他，整个团体乌烟瘴气。最终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案：轮流分粥，但分粥人要最后取粥。 这一制度下，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因为最少的那份必定会留给自己。这说明一个公正合理的制度是多么的重要！
制度的温度，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制度，通过税收调节财富分配，为老人、儿童和残疾人提供了完善的保障，让每个公民都能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国的“精准扶贫”制度，通过“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政策设计，让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这些制度实践印证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的观点：“包容性制度的核心，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分享发展的收益。”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得到人们的认同与拥护。秦朝的制度在初期因激发活力而获得支持，但后期因过于严苛而失去民心；美国的宪法之所以能延续两百多年，在于其“权利法案”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中国的制度改革之所以能顺利推进，在于改革成果切实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成为制度的核心价值。
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言：“制度的合法性，源于人民的同意。”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制度为我们划定了发展的边界，也为我们提供了进步的阶梯。好的制度，会让每个努力的人都有希望，让每个创新的想法都有机会，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与温情。
当制度成为“第一生产力”财富家，当包容与创新成为制度的核心特质，我们必将迎来一个更加繁荣、公正、美好的未来。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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